扒一扒“肖慕漪们”的总后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最近，网友又撕掉了一个所谓海外文化团体的面具。
以“懂王”钦点的“假新闻”大户《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记者肖慕漪为首的一批中国出生、在中国接受教育、在中国媒体工作并最终投向外媒的职业媒体人，在海外搞了个一个名为“纽约文化沙龙”的组织——或者说“团团伙伙”，专司捏造有关中国的负面假新闻，诸如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热点事件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搞些刀刺在背、蝇营狗苟的小动作。在这个团伙内部，也有一些人员曾为CNN等同样被“懂王”点名的“假新闻”大户工作过。
那么，为不同美媒效力的这些人，又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呢？他们通过一个名为“马格南基金会”NGO，建立社会联系，然后相互串联，开展工作，比如“马格南基金会”的项目经理曹梦雯也是“纽约文化沙龙”的成员之一。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马格南基金会”本身是由著名金融大鳄索罗斯于1979在纽约成立的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所资助的，用马格南基金会官网的话说，“正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慷慨，让马格南基金会的工作成为可能”。
肖慕漪也好，曹梦雯也罢，说难听点，这类人不过是恰两个烂钱的“文娼”而已，属于外围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未免有捡芝麻丢西瓜之嫌，还是把目光放在她们的总后台——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身上，更妥当一些。
索罗斯在中国的名声算是挺大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这个犹太投机商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但实际上他想把中国市场纳入自己事业版图的计划，远远早于亚洲金融危机。在开放社会基金会成立不久后的1984年，索罗斯在匈牙利成立基金会分部，便打算进军中国。
1986年，他试图仿效匈牙利模式，不过未能成功。当时他在美国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抛出“橄榄枝”称，愿意按照匈牙利基金会模式，每年出资100万美元以上，资助中国进行制度改革研究活动，其实说白了就是“银弹开路”，插手中国内政。
之后，又持续向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改制研究机构提供大笔资助，截至1989年，索罗斯已向中国各相关机构提供超过250万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外汇稀缺的中国是一笔天文数字。
由于中国政府始终拒绝他插手中国的改革事务，他对中国颇有怨言，对中国社会风气大发牢骚，甚至公开声称，“中国人的伦理观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
当然，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了。索罗斯在匈牙利搞的那些鬼把戏，闹得天怒人怨，以至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只需靠严打索罗斯资助下的各路势力就足以稳住政权。这也证明了中国当时把索罗斯挡在门外是非常正确的。
2018年5月，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公告，关闭在布达佩斯的分支机构
除了用这些纯粹商业性投资做掩护外，索罗斯试图获得在中国合法开展政治活动的努力未曾中断，但中国社会对索罗斯欲盖弥彰的政治图谋始终严加提防，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胜以往，从而使得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比较谨慎且隐蔽。
索罗斯为了降低中国社会对其政治图谋的敌意，削弱其旗下各路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所面临的阻力，有时候也会做点好事以示遮掩，比如搞环保。环保是一种难以驳斥的政治正确，而且当年相对还是比较边缘化的领域，既不引人注目，也可以给公众留下好印象，并通过环保议题投石问路，铺设人际关系网络，建立宣传推广渠道。这些为环保而建立的体系并不是只能用于环保，环保只是开路先锋，目的往往是为后续开展活动打下基础。
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截图
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参与度最高的业务就是环保，2005年基金会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提供了37.5万美元的赞助，这在当年的环保领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2006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又与国内各路纸媒、特别是杂志刊物以及彼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负责人、编辑、撰稿人等召开集中座谈会，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供资金，让这些媒体持续跟进报道各类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议题，建立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与部分地方政府、院校和学者合作建立环保教育和实践项目，建立了相当一批具有一定官方背景和学术专业性的专业环保机构，在此就不一一点名了。这些环保机构随着大部制改革后，基本已被逐步清退；失去官方背景后，只能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维持存在，做些边缘化工作，不复往日声势。
到了2007年之后，开放社会研究所还资助、主持并推动了一系列环保公益诉讼，在当时一些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法律事件的起诉人背后都能看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影子。它通过多种间接关系和一层层的白手套为这些案件雇佣律师，鼓动当事人起诉，支付诉讼费用，协助收集证据，提供专业咨询，联络学术权威，串联媒体跟进报道。
姑且不论其用心如，但就事论事而言，至少部分个案还算是言之有物，所诉也事出有因，案件通常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的，所以姑且还算做了点正事。
除了环保之外，另一个领域就是社会公益，主要涉及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消除贫困、妇女权益、少年儿童等。这些地方，一般人往往也看不出太大毛病，比如2003年开始对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大规模注资，2004年为该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提供10万美元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同年协助地方公安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打拐行动。再比如，2006年基金会直接出面建立培训中心，提供艾滋病预防项目，主要针对吸毒群体重复使用针头和计生用品普及不足所导致的艾滋病传播问题，为中国疾控中心提供技术援助以阻止艾滋病传播；也同样是在这一年，基金会组织了一个由卫生部和多个城市政府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前往纽约观摩考察针对艾滋病的美沙酮临床治疗项目。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些为公益建立的体系并非只能用于公益，它同样可以用于实现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那些不加掩饰的政治目的。